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 211.47点；28日，下跌1 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 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到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

直接触发因素包括：(1)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2)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3)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4)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内在基础性因素包括：(1)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2)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世界经济因素主要包括：(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发生在1997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则和组织形式的问题。本书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解脱本世纪初货币制度改革以后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各国形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和企业之间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债务衍生机制带来的几个世纪性的经济难题，包括 ：（1）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丛生，金融和债务危机频繁；（2）社会货币供应过多，银行业务过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3）政府税收困难，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相拌；（4）通货膨胀缠绕着社会经济，泡沫经济时有发生，经济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经常受阻；（5）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了破产和倒闭率，企业兼并活动频繁，降低了企业的稳定性，增加了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6）不平等的国际货币关系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重负并造成许许多多国际经济问题。以上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是货币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产生的新机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本书的思路是，建立一种权威性的企业交易结算的中介系统——国家企业交易中介结算系统，解脱企业之间的债务链，消除企业和银行坏账产生的基础，以避免债务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并减少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危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在这个创新过程中，还会产生国家税收和财政支出方式的创新，减少财政赤字的发生。同时，还会产生企业制度的创新，减少企业的破产倒闭和兼并现象，增强企业的稳定性。并且，还将对国际结算方式进行创新，对国际货币的使用进行改革。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的治理，而是对纸币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的修正，是对货币供应和流通体制的创新，是金融体制的重大变革，并且，这种变革带来经济运行机制的诸多方面的调整。

 

 

Central (also Central District; Cantonese: Choong Wan or Chung Wan), the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of Hong Kong, was commonly known as part of Victoria City. It is an area on the north shore of Hong Kong Island in Hong Kong. It is located across Victoria Harbour from Tsim Sha Tsui, the southernmost point of Kowloon Peninsula. It is the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of Hong Kong, and many multina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corporations have their headquarters in the area. Consulates general and consulates of many countries are also located in this area, as is Government Hill, the site of the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The area, with its proximity to Victoria Harbour, has served as the centre of trade and financial activities from the earliest day of British colonial era in 1841, and continues to flourish and serve as the administrative centre after 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to China in 1997. The area was the heart of Victoria City, although that name is rarely used today.

In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s, the area belongs to Central and Western District, together with its western counterparts Sheung Wan, Mid-levels, Sai Wan, Sai Ying Pun, Shek Tong Tsui and Kennedy Town.

Wall Street is a street in lower Manhatta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United States. It runs east from Broadway to South Street on the East River, through the historical center of the Financial District. Wall Street was the first permanent home of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over time Wall Street became the name of the surrounding geographic neighborhood.^[1] Wall Street is also shorthand (or a metonym) for the "influential financial interests" of the American financial industry, which is centered in the New York City area.^[2] Several major U.S. stock and other exchanges remain headquartered on Wall Street and in the Financial District, including the NYSE, NASDAQ, AMEX, NYMEX, and NYBOT.

 

 

 

     最近，有悲观论调的经济学家开始宣传“七年大限”的观点，这一观点是说，目前人们对于自然与环境的剥夺与损害的趋势，正使得地球急剧地走向不可逆的衰败与毁灭性结局，在未来的七年中，如果人类再不采取重大的环境措施，根本性地改变现有发展模式，则这一趋势将演变为可怕的现实问题。当然。类似的论调罗马俱乐部的成员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宣传过，只是现在采取悲观论调的经济学家与人文社会学家的数量与规模已经大大地扩大了。主张“七年大限”的还只是一些人，还有一些人则提出相对缓和的更长一些年限的警告。但是无论这种警告的长度有多大的区别，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即在他们举出的证据中，的确有了更多的论据表明，地球及其环境系统的承受能力的脆弱性是明明可见的，而人们在挽救这一脆弱性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则远远不够，或者还基本上没有实质的意义。在这样的可能的危机面前，我们曾经在意识形态或者道德价值观上的歧见也许相对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环境变成了一个危及在地球上所有人的问题的普世价值。当我们用这样的目光去重新审视世界的时候，美国那么讲民主与人权的国家，但是由于高环境与能源消耗，它就是一个在这一普世价值面前不合时宜的国家；而我们看中国自己，虽然有傲人的经济发展与刚刚举办完的光荣的奥运会，但是我们的发展方式中也同样有很多不合时宜的成分。

    当环境优先成为普世价值的时候，它成了时尚，成了人品，成了衡量人的素质与行为水准的新准则，成了朋友选择与员工选择的重要指标，成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成了新的学科，也成为更加细致的生活设计与工作设计的关注点，成立了日常生活与工作环境的基本元素，也成为工作与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准。不只是这样，当我们确定环境优先的时候，如同我们确定信息化的发展方向一样，我们在产业意义上不只是拥有了一个与其他生意平行的环保产业，而是我们要有一个衡之于所有产业的环境技术含量要求，因此发展中的新环境产业将是一个横跨所有行业的新行业，这将是下一代最重要的产业，也是最重要的整合社会资源与重构社会资源模式的领域，也将是最伟大的新一代企业、企业家与社会活动家的产生领域。当然，这还意味着环境发展应该是一国的基本国策，也成为全球社会行动的基本准则。而且，在这一整个世界，人们的核心创意必须集中在环境领域有重大的发展，否则我们就很难逃过环境灾难的劫数。

 

 

昨日场景：在广州，参加由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和华南理工大学合作举办的第四届公共服务评价研讨会。规模上是最大的一期。

 

      一位政府部门的朋友很推心置腹地告诉过我，现在不能不完全透明，也不能完全不透明，所以需要有点透明，也需要有不完全透明的一面。他说的是实际的话，而且我想很重要的是，我们并不是要一步到位式的透明公共服务模式，而是渐进式的透明度增加模式。

    当前我们的公共服务有三个关键环节具有很强的透明化的潜力，第一位的是结果导向的透明模式，就是透过让服务对象评价服务成效来为服务者施加压力，也包括增加服务对象关注服务信息的动力，也就是我们今天强调的公众评价；第二位的是公共服务程序，评估在服务程序中的关键环节对于服务对象提供价值的情况，并以此作为流程优化的依据；第三位是公共服务的前置参与，就是在公共政策设定之前就听取民众的意见，不同的利益集团可能需要不一，因此听取民众意见不代表一定有一致的意见，但是也可以适度在前面就考虑不同的政策预案，以适当的公开辩论，让民众更多了解政策动机，这对后期公共服务的推动有很好的支持。

    其实，透明是一种技能与习惯，接受与尝试透明的公共服务实践需要改变以前已经习以为常的内幕政治与唯领导意志的模式，需要学习探询公众意见、协调不同公众群体意见形成妥协、进行公共谈判、把握群众要求与领导意志之间的分寸、平衡考虑公众意见与专业行政要求之间的区别，今天已经有不少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这种尝试，面对因此而引起的矛盾，推进在这方面的技术进步，我们也已经有了一些政府部门设置专门人员、安排专门预算、组织专门班子组织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每年的零点公共服务国际研讨会上就可以接触到不少这样的案例与经验，接触这样的案例与了解相关经验可以为未来进一步展开这样的实践提供了帮助。从某种程度上，我们把这些案例也看成以民为本和践行科学发展观的种子案例。

    透明过程中也会发生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怎么面对需要我们去研究，不因为这些问题而使我们荒废这样的新尝试，我们需要更多的新人才、研究生面对这样的问题，成为自己学位论文与研究课题的核心，当成我们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一点点累积进步的资源。这也是我们的中国公共服务研究课题与更多的学者与政府部门人员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的动力，当这些问题成为更多人才关注与投入的焦点时，我们的进步才能指日可待。

 昨日场景：今天与国家开发银行同事讨论国际市场开发研究的合作。下午与《时尚先生》合作在上海发布“男性时尚趋势报告”，得到许多时尚产品企业的高度肯定。

 

    我不知道在学习成功学与听励志讲座的人中多少人走向了成功，但是我可以基本肯定的是成功的人基本上没有听过成功学与励志讲座，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很多在我们看来似乎很成功的人他们自己可能并不觉得自己多成功，他们很不愿意有人把他们称为成功人士。那些最愿意被人成为成功者的人往往是初尝胜果，但还没有被时间沉淀证明他们的成功是坚实与可持续的。

    我个人还认为成功讲座不仅仅没有太大的含金量，而且妨碍了个人的前进能力。因为，其一成功学与励志讲座中充满了美化故事，而这种对于个人历史的美化如同对于国家历史与帝王对于自我历史的美化一样是不真实的，比如我们很少从企业家的成功中找到大家普遍感到存在的“原罪”，很少看到他们对付政府、客户、员工的桌面下的手法，很少看到他们讲到后悔的事情，成功者已经拥有了话语权，他们自己铨释了自己的历史，用的不是没成功时的实际情况，而很大一部分是成功后的形象包装考虑；其二成功学总结出了成功的很多技巧与经验，但是却很少提供那种人们其实不太愿意接受的情势与压力，成功学有一种强烈的暗示，就是成功是有捷径与窍门的，这种暗示加强了成功学听众的投机心理，那就是他们试图模仿与采纳在成功学讲授者所提供的信息中他们愿意接受的部分，因此即使成功学讲授提供的是真实的成功故事，但是被接受的却是成功机制的某些部位从而注定了不可能收获成功本身；其三成功学中的大量讲师并非成功者本人，他们用评书与神话的方式讲授成功者，用他们自己的理解去铨释成功者，用演讲洗脑法来将现场气氛的热闹替换成有价值的成功之道，成功学中充斥的这类方式非常像传销训练，可以起到激发个人一时斗志的作用，却往往让人走向基本难以出息的歧途。

    成功的成功学讲座往往是最热闹与最有表演效果的，而恰恰这样的成功学讲座有热闹而没门道，或者有门道也不是真实的做事之道。有人会听成功学听得入了迷，到处听名人讲座，而我甚至建议你可以一场也不听，而换之于尝试看各式各样的书，参加各式各样的行动，交各式各样的朋友，一个场面下的朋友远胜于一个讲台上的神侃者。如果你一定要去听成功学讲座，那么我建议你抱的心态不是真的要学习什么，而是如同欣赏一出话剧与个人演唱会的心态，你也可以是一个玩票的粉丝，但不要把自己弄成了门徒。

 

 

昨日场景：今天连讲三场：对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所带的学生职业辅导、太平洋保险的品牌管理讲座、上海外经贸大学的大学生职业讲座。

     以赛林.伯林在他的《浪漫主义的根源》一文中，给了浪漫主义一个大致的要素定义：浪漫主义相信事物的本质根植于神秘的深渊，推崇所追求的目标尽管自己也相信目标不可能轻易实现但仍然热情不息地追求，而且重要的是浪漫主义者信奉以打破常规的方式追求目标，且包容不同的方式以至有时候，浪漫主义者很可能站在一个运动或事物的两个对立的阵营。

    浪漫与浪漫主义者有一定的联系，在不确定与不合常规的际遇方面两者更有共同处。但浪漫更似情感与偶尔的氛围，而浪漫主义更像决绝的理想主义，中间又往往包含有一种理性与情感之间深刻的联系与矛盾，如果说浪漫是一种偶尔的际遇，浪漫主义则更像刻意的追求与设计。

    身为一个浪漫主义者会富有进取心，而不把一己或一时的认识设为定规，诚然浪漫主义者最后也可能是理想主义者，因为在根底里面都有不确知的未来目标，但浪漫主义更为追求的过程而投入。身为一个浪漫主义者会富有包容心，因为他不以任何陈规为定规，既争取自己的探索权利，又可以允许人们基于自主的充分的探索，他是革新者，自然也能容纳其他的革新者。身为浪漫主义者，也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是对事物根底的追问，也是对事物根底的无奈。

    有意思的是，历史上的许多浪漫主义政治家往往以奔放的浪漫主义开始革命，又以现实主义作为自己的终结，或者他们成为自己的浪漫主义与对别人的现实主义的人格分裂者。历史上许多知名的专制君王、政治家与意识形态专家都具有浪漫主义的气质，但是最终他们又用铁血去终结别人的浪漫主义，也离开了自己的浪漫主义，这深刻地提示我们浪漫主义者并不总是浪漫，浪漫主义也并不总是以良善和美好总结。浪漫主义者一旦掌握权力，则很有可能演变成受制于政治与权力规律的人格变异者或分裂者。

    我不算浪漫，却多少有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的成分，而且我厌恶成为掌权者而可能有的异化与伪饰，所以我选择专业咨询为我的终身职业。我希望这一职业满足我对知识探索的爱好，满足我追求自己职业理想与爱好的需要，满足容纳其他与我差异者特有方式的需要，而不需要压制别人，摧残别人。有的时候，权力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它可以让浪漫者不再浪漫，也让浪漫主义者失去浪漫主义。所以我在想，有的时候一个浪漫主义者也需要选择好适当的自处方式。

 

昨日场景：今天在复旦斯坦福大学创办的中美大学生论坛上谈抗震救灾中的公民社会。下午在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讨论针对八零九零后管理对策。晚与世博会特许产品设计赛组织机构人员沟通。

 

     因为金融市场的勃兴，对实体经济的宏观重视度下降，在过去的几年中，市场营销管理的地位迅速下降，而营销理论也久无创新。因为赚消费者的钱不如圈投资者的钱，所以事实上在一段时间内，资本市场的供求关系与实体市场的供求关系交织，企业管理已经很难清晰地辨别市场信号，消费市场的消费者需求驱动模式迅速地为面对资本市场的概念驱动模式所取代，因此在资本市场上的营销模式的重要性明显地取代了实体市场上的营销模式及创新研究。

    金融危机发生，实体经济的相对地位上升，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管理与经营重心重新向实体市场的消费者需求回归。在困难的经济条件下，企业要说服消费者自己的产品与服务更有价值，需要在价值创造与传递方面进行重大的创新。当市场上也出现了新的重大价值因素（环境、安全），而原来的品牌又普遍不能满足消费者的期望的时候，这意味着需要新的品牌沟通的模式。在中国的市场上，因为有80-90后这样的举世无双的独生子女新一代，因此需求转换的模式还可以进行独特的创新。无疑的，很多国际品牌都会看到具有实体需求潜力的中国市场，这就意味着市场进入者将会进一步增加，而且更多的国际品牌将会加大本地化的概念开发。可以想见，新一轮的中国市场的多元化程度将会进入一种新水平。不只是国际化，因为经济危机导致的技术转移降低与企业间合作方式变换，源自中国的品牌企业的国际化步伐也将显著加快。

    中国的营销研究者应当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与经营条件的转换，中国的营销实践者也需要在实践工作中大胆创新。比如今天中国很多地方发展的创意街区，商业完全可能发展出更有特色的社区式分布渠道；再比如任何产品在中国的设计研发可以借助于更为激进的用户设计与维基设计模式，而找到新一代中国概念产品的发展空间；中国独生子女的独特地位也会显著地改变家庭消费的行为模式，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家庭消费形态；中国人对于互联网即时通讯形式的热衷，网络虚拟社区中的精神生活比重的分配方式，也许预示着一些非常有潜力的网络营销社区的开发机会还没有被我们充分认识到；中国人被国家低地位久所压抑的精神潜力发挥中所可能形成的文化突破也可能映射在营销方面，一如日本经济崛起的时候在HELLO KITTY这样的产销一体化模式上的创新一样。在这样的意义上，危机恰恰是我们新一代营销重构的起点，值得我们投入。

 

 

昨日场景：今天见布鲁金斯的学者李成先生。上午给丰台党校讲课。下午面试大学生公益创业小组。并会福特基金会前代表盖司南，讨论中国公益服务的支持体系。晚在央视录制民工节目。

 

    

        台湾地区桃园县县长朱立伦半开玩笑地指出教授PROFESSOR学术领袖、专业人员PROFESSIONAL专业领袖和政客POLITICIAN政治领袖的区别，他说教授就是能把30分钟的事情说3个小时；专业人士是要把3个小时说的事情3分钟就说明白；而政客则在需要3小时的时候说3小时，需要3分钟的时候说3分钟，换句话说人前能说人话，鬼前能说鬼话。朱立伦是中国国民党中生代的三位代表人物之一，他与马英九和台中市长胡志强并称“马立强”，与朱县长两次交往，觉得他是个实在而有层次的人，尽管言语不属于犀利，但的确还相当智慧。

       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论，朱的看法不只是反应了台湾地区的现象，也使用于大陆地区存在的人群行为模式分工。我常常遇到与学术机构合作，行动节奏比较慢，比较讲究逻辑与格式的完整性，但对于成效的关注比较弱，而且还坚持自己的一套标准、概念、定义与演绎方式。而专业服务则不一样，专业服务必须得迅速给出答案，迅速收集资讯，迅速回答疑问，否则就不可能赢得客户的欢心。而政治家通常为了赢得政权，提出的目标与承诺较高，保持自己的行动与解释特权，从而在话语权方面使得自己处在比较有利的铨释位置上。在这三种人中，他们在自己的圈子里能证明自己的行为合理性，而一旦跳出圈子就可能受到别人的质疑——教授要清晰地让群众明白与掌握他们的想法不同意；专业人士要真正提供系统的理论解释不容易；而政治家最难得到的是群众的信任。

       我和朱县长交流这样的意见的场合是远见集团在中原大学举办的青年华人领袖峰会活动，主题是寻找未来领袖接班人。我、朱县长和来自在大陆从事社会企业事业的台湾女青年创业者乔琬珊小姐一起分享了我们各自对于未来青年领袖的特质以及路径。我个人觉得很多青少年有领袖欲望，但是很少有人有领袖的成长计划与持续努力，有鼓励领袖的空间与培养积极的成才愿望是更多成长成为不同领域领袖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大多数人的领袖欲望并没有转变成为行动规划，所以后来很少能促成人的积极追求。我认为鼓励青少年有积极的成为领袖并以追求作为领袖而自我惕励，比放任自流和简单的自以为是都要好。我们周围文化中那种，好像“王侯将相，其必有种”的文化衍生为我们平时好像觉得领袖就非得少数的最高政治领导人才可配得，而在其他广大的领域中只鼓励干活式的成才文化，这恰恰使得很多的青少年人才过早地自我或者被强迫阉割，非常可惜。

 

图片选自http://www.xenw.com/news/gngt/2007-12/20/405319.html 。

 

昨日场景：参观蒋介石和蒋经国停灵之处，可真够朴素。陵园里有214座雕像，以老蒋的为主，是陈水扁去蒋化运动中各单位撤像后送来的。下午参观工研院与新竹工业园区。工研院真的是个神奇的机构，平均每天能产生五专利，而且能把技术创新与艺术创意结合也是很有价值的探索。晚在台湾中原大学，与另一位台湾社会企业家和桃园县长朱立伦和大学生讨论未来社会领袖的特质，沟通很有意思，朱县长的3P理论有点意思。晚与同行的大陆企业家逛逢甲夜市。台湾小吃夜市很有魅力，常是通宵可逛。

 

    

    有机会受到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商学院同学的邀请，去为大学生做职业发展的讲座。我要特别说的是这也就是几个大学生的想法，然后他们得到我的同意后，积极地联系老师，准备海报与横幅，联系教室还有邀请老师参加。等到我去的时候已经万事俱备。讲座在11月5日晚顺利进行，来的同学很多，现场基本满了，提问的时候也非常积极。在讲座完成以后，我还收到了不少同学的邮件询问他们关心的问题。与很多其他大学差不多，这个学校的同学也是存在着现在大学生同样存在的问题：专业爱好不明显，职业爱好缺失，缺少社会接触，基本没有实习经验，为自己的未来苦恼。同样，在学校教育中，学生学到的动手能力也明显不足，对于同学的社会参与的鼓励也显得不足。在讲座后收到的一些同学询问中，我感到大家思想得太多，而且自己被自己吓倒，自己为自己忧虑，但是却不能走出学校，多为自己增加一点行动，回避与畏惧的现象十分普遍。

    不行动习惯正是我们大多数同学的顽敌。就以这个行动为例，这几个同学行动就可以促使一个讲座发生，类似这样的行动天津商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民航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吉林大学都有同学尝试，我也都答应了他们。而且我也发现，有同学中的积极分子来推动的工作就比一般学校直接组织的还做得好。我记得前年在湖北大学，还有几个学校官方机构组织的演讲活动，连通知这样简单的事情都没有人很好地做。所以同学自己就可以把一件好事情发起，我们同学的能量比想象的要大得多，对社会的号召力也要比我们想象的大，关键的是你要采取行动，让外界知道你有所意愿，有所计划，有所组织。当然得到学校领导和老师的支持也很重要。同样是老师，比如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商学院的老师和领导就比较支持，所以学生的积极性得到了肯定，在不增加老师很大负担的情况下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做了。如果把更多的同学自己的积极性发挥起来，真的可以为同学们创造很多的条件啊。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智慧，有一类是知识性的，看看书而知；而有一类是实践型的，非动手而不知其根底。我们今年的很多同学缺后者太多，因此稍稍行动，再把自己的总结反思带进去，就能有很大进步。我在讲到大学生职业准备的时候讲到了8大指标，而且涉及很多方面，但是核心的其实就是一条：行动，利用好校园但是超越专业与超越校园的行动，如果你果真行动，明白职业爱好与熟悉职场需要其实不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90%在于逃避行动而来，因此解决的方案也应直奔行动而去。

 

昨日场景：接待美国百人会率领的美国地方政府代表团，介绍中国社会发展情况。参加中国慈善总会媒体志愿团餐会。下午为四川震区北川干部班讲授社会关系重建与维护方式。晚参加《新京报》五周年创刊庆典。与客户老总讨论当前形势

 

In music, a canon is a contrapuntal composition that employs a melody with one or more imitations of the melody played after a given duration (e.g. quarter rest, one measure, etc.). The initial melody is called the leader, while the imitative melody is called the follower which is played in a different voice. The follower must be created from the leader by being either an exact replication of the rhythms and intervals of the leader, or a transformation such as those listed in "Types of canon" (below). Canons where all parts sing identical music and which repeat are called rounds, such as "Row, Row, Row Your Boat" and "Frère Jacques".

 

Directed by: Mark Osborne

John Stevenson

Produced by: Melissa Cobb

Written by: Jonathan Aibel

Glenn Berger

Starring: Jack Black

Dustin Hoffman

Angelina Joile

Ian Mc Shane

Kung Fu Panda is a 2008 American animated comedy film. It was directed by John Stevenson and Mark Osborne and produced by Melissa Cobb. The film was produced by DreamWorks Animation's studio in Glendale, California and distributed by Paramount Pictures. The film stars the voices of Jack Black as the panda, Po, along with Jackie Chan, Dustin Hoffman, Angelina Jolie, Lucy Liu, Seth Rogen, David Cross, and Ian McShane. Set in ancient China, the plot revolves around a bumbling panda who aspires to be a kung fu master. After a much feared warrior escapes from prison, Po is foretold to be the Dragon Warrior, much to the chagrin of the resident kung fu warriors. Dreamworks is working on a sequel to Kung Fu Panda, which is currently in pre-production.^[3]

Although the concept of a "kung fu panda" has been around since at least 1993,^[4] the idea for the film was conceived by Michael Lachance,^[5] a DreamWorks Animation executive. Work on the film did not begin until 2004. The film was originally intended to be a parody, but director Stevenson decided to instead shoot a action comedy martial arts film that incorporates the hero's journey narrative archetype for the lead character. The computer animation in the film was more complex than anything DreamWorks had done before. As with most DreamWorks animated films, Hans Zimmer scored Kung Fu Panda. He visited China to absorb the culture and get to know the China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as part of his preparation.

Kung Fu Panda premi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June 1, 2008, and has since received very favorable reviews from critics. The film currently garners an 89% "Certified Fresh" approval rating from review aggregator Rotten Tomatoes. Kung Fu Panda opened in 4,114 theaters, grossing $20.3 million on its opening day and $60.2 million on its opening weekend, resulting in the number one position at the box office. The film has resulted in DreamWorks' biggest opening for a non-sequel film, and the third-largest weekend overall for a DreamWorks animated film, behind Shrek the Third and Shrek 2.

 

 

  

    奥巴马当选美国第五十六届总统，这是美国人民寻求改变的重要选择。他的当选显示美国超越了长期以来的种族进化，在民族与种族融合上又出现了重大的跃进。我在5日奥巴马当选时候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肯定奥巴马当选鼓舞了美国少数族裔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同时也是美国在族群政治融合上的具体成就的体现。“布拉德利效应”没有出现，麦凯恩最后的逆转胜的期待没有实现，因为在麦凯恩没有提供出显然的新的选择之前，美国人对于共和党保守主义政策的忍耐终于到头了。事实上，奥巴马并没有对金融危机提供更加清晰的对策，他在伊战态度上虽然有结束战争与撤军的承诺，但是他也没有对于平衡撤军与对于两伊地区局势的需要之间提供清晰的解答。但是人们还是接受了，接受了对他“换人做做看”的期待。

    但是，我认为奥巴马在提供实际的解决方案上存在困难，擅长煽动的奥巴马吊高了美国选民的胃口，但是真正在目前的多相两难选择下作出相对妥当的政策选择并不容易。我甚至预期在最早执政的黄金100天，奥巴马可能面临迅速降低的民意满意度的考验。但是奥巴马在调整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美国的行为模式与协调角色上可能会有更加受欢迎的做法。全球民调基本一致看好奥巴马，而且这一次美国选民的选择终于与全球公众的期待达成了一致。

    奥巴马作为黑人当选，我相信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中国人对于黑人的某种偏见。但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在惊异他的当选的同时，并不因为他是黑人而对他有特别的看法。中国人也不认为他的当选与中国政治有多大的相关性。事实上中国人对于美国领导人的好感度来源于其对华政策的观感。对于中国人来说，他的第一任期也许比小布什相对好处，因为他的外交政策团队中知华人士相当多，而且显然支持采取与中国接触的政策。当然在贸易问题上，奥巴马的政策主张更加可能加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同时在美国对华投资方面的政策积极性也会受到相当制约。奥巴马在对中国政策上没有特别多出人意料的政策选择，但是还是会在经济政策领域中出现某些新的议题。而在经济与金融危机当前的背景下，这一问题的敏感性也是显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是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与目前达成的长期合作框架的执行问题，指望奥巴马全盘接受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路线也是不现实的。

 

 

昨日场景：到达武汉，给今年巡讲中第一所民办的大学做大学生演讲：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跟争相为名校做事比，为这些相对不是名校的学生做一点事也是很有意义的。特别声明：本博主除偶尔删除过多的广告贴外，从不删评论贴，出现失贴行为也概与博主无关。

 

 

    共好是“共同爱好”的简称。共好在粘合我们人际关系中表现得非常的强有力。我的父亲经常出现在我平时的遐想里，因为他是我生活快乐曾经的源泉，这个源泉就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共好——一起喜欢弄很好吃的东西，弄得精致，而且讲究怎么弄法；看连环画，而且可以持续不断地一气看完，再找新的看，没有新的还可以把旧的反复地看，我们都懂得即使旧的连环画，可以在不同的时候看出不同的味道来；我们都喜欢吹牛聊天，知道博闻强记并且与人分享的价值；然后，我们都喜欢下水捞鱼摸虾，每次我回家看到老家的宅沟，就想起父亲生前与我们一起在沟里踩蚌的景象，我的踩蚌样子像极了我父亲。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共好是我的父亲培养我的，但是我似乎也没有记得我父亲怎么样地强制地教育我，这些爱好就是在与父亲的相处中学习到的：爸爸做菜我烧火，爸爸看连环画我跟看，爸爸下河我跟屁，爸爸吹牛我旁听。在我父亲做过的很多其他事情里面，我发现他所有做的这些事情和他经常旅行有关，我觉得他的旅行是我们爱好得以满足的条件，所以我也喜欢上了父亲喜欢的旅行。后来我进一步发现，那些与我共享爸爸的共好的兄弟与我的自然感情会更加亲近一些，比如我三哥就很爱美食，而我的六哥就更爱旅行，二哥在聊天话题能力上更胜一筹。

    甘道阳曾经是《头脑风暴》粉丝团的朋友，现在是我的同事，我一直在想我们的节目粉丝团真的是非常优秀的一群人，他们是一个节目的共好者，是对于那个主题、风格与模式的喜好，而我恰恰是他们的共好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个共好团体友好而理性。我在想象，一个家庭如果家庭成员有自然的共好，就会有共享的话题与乐趣；而同样的道理可以进一步推广到更大的范围内，在我们的朋友之间、在我们的男女朋友之间、在我们的同事之间如果有更多的共好，那么我们的情感与交往基础就会大大改变。有一位我的大学生后辈在我的要求下读布兰佳等所写的《共好》这本书，他读了以后说，共好真的很重要。是的，我们很多时候想统一人的思想、让大家有一致的行动模式，其实这个是很难实现的，而真正能够构成和谐一致行动的是树立共好。

    有一位我的早期的同事、现在致力于推动“亲子共读运动”，其核心是推动大人和小孩从小一起读书一直到长大也能分享各自的好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共好策略。在前几天上海图书馆的市民讲座中分享九零后的话题的时候。我也特别强调了九零后家长要与下一代沟通应该注意培养与孩子的共好，而且时势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如果说在我小时候的时代共好的源头主要是我父亲设定的，那么今天富于收集信息的80后与90后已经能够担当积极的共好源头角色，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也许要学习与培养孩子们喜好的东西。有了共好就有了对话的基础。

    我和我的管理团队的同事们在前进策略推动“好书共读快读”活动，我们在年底前要一起读完100本书，正像我的同事赵玉蜂先生多感叹的那样“不容易啊”，但是在我们的不容易中可以确立出我们这个组织的新的见识与获得新知的能力。今天，我在零点有共同喜好研究、特别是用创新方法研究的同事；我在粉丝团有共同喜好这个节目的朋友，甚至经常在外面遇到很多喜欢这个节目的大朋友与小朋友；在博客的时间里我遇到很多喜欢博的朋友；在校园里遇到很多喜欢学习的朋友；在国外遇到很多中国的朋友；在业余时间还有很多喜欢到其他国家与奇特之地旅行的朋友。共好让我扩大了自我，增广了我的见识与行动能力，共好也让我们朋友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话语、共同趣味与共同的成就感。

    共好如此重要就需要我们积极地培养可能的共好：我们需要积极地探索可能的新知与新能，开放我们的圈子接纳更多的朋友，也在我们新的尝试与探索中用共好寻找伙伴与朋友，建立更多的基于共好的圈子，并有意识地探索与开发新的共好。如此，我们也许就能找到一个具有操作价值的转换，就是我们一向觉得重要而又很虚空的文化——家庭文化、朋友文化、企业文化等等，就为一个新的共好模式所替代，也就是说，说到底这些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就是在这类成员之间挖掘、培养、维护、提升、拓展、丰富、提升共好的一种成果，也是一种持续的过程实践。

 

 

昨日场景：与鲁育宗等兄吹牛喝茶。下午主持中国工业博览会主题论坛，参加者有成思危、朱焘等。

 

 

 

20 Second Interview: A Few Words with Barack Obama

Q: How did writing a book that you knew would be read so closely by so many compare to writing your first book, when few people knew who you were?
A: In many ways, Dreams from My Father was harder to write. At that point, I wasn't even sure that I could write a book. And writing the first book really was a process of self-discovery, since it touched on my family and my childhood in a much more intimate way. On the other hand, writing The Audacity of Hope paralleled the work that I do every day--trying to give shape to all the issues that we face as a country, and providing my own personal stamp on them.

Q: What is your writing process like? You have such a busy schedule, how did you find time to write?
A: I'm a night owl, so I usually wrote at night after my Senate day was over, and after my family was asleep--from 9:30 p.m. or so until 1 a.m. I would work off an outline--certain themes or stories that I wanted to tell--and get them down in longhand on a yellow pad. Then I'd edit while typing in what I'd written.

Q: If readers are to come away from The Audacity of Hope with one action item (a New Year's Resolution for 2007, perhaps?), what should it be?
A: Get involved in an issue that you're passionate about. It almost doesn't matter what it is--improving the school system, developing strategies to wean ourselves off foreign oil, expanding health care for kids. We give too much of our power away, to the professional politicians, to the lobbyists, to cynicism. And our democracy suffers as a result.

Q: You're known for being able to work with people across ideological lines. Is that possible in today's polarized Washington?
A: It is possible. There are a lot of well-meaning people in both political parties. Unfortunately, the political culture tends to emphasize conflict, the media emphasizes conflict, and the structure of our campaigns rewards the negative. I write about these obstacles in chapter 4 of my book, "Politics." When you focus on solving problems instead of scoring political points, and emphasize common sense over ideology, you'd be surprised what can be accomplished. It also helps if you're willing to give other people credit--something politicians have a hard time doing sometimes.

Q: How do you make people passionate about moderate and complex ideas?
A: I think the country recognizes that the challenges we face aren't amenable to sound-bite solutions. People are looking for serious solutions to complex problems. I don't think we need more moderation per se--I think we should be bolder in promoting universal health care, or dealing with global warming. We just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actually solving these problems won't be easy, and that whatever solutions we come up with will require consensus among groups with divergent interests. That means everybody has to listen, and everybody has to give a little. That's not easy to do.

Q: What has surprised you most about the way Washington works?
A: How little serious debate and deliberation takes place on the floor of the House or the Senate.

Q: You talk about how we have a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to educate our children. What small thing can the average parent (or person) do to help improve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 America? What small thing can make a big impact?
A: Nothing has a bigger impact than reading to children early in life. Obviously we all have a personal obligation to turn off the TV and read to our own children; but beyond that, participating in a literacy program, working with parents who themselves may have difficulty reading, helping their children with their literacy skills, can make a huge difference in a child's life.

Q: Do you ever find time to read? What kinds of books do you try to make time for? What is on your nightstand now?
A: Unfortunately, I had very little time to read while I was writing. I'm trying to make up for lost time now. My tastes are pretty eclectic. I just finished Marilynne Robinson's Gilead, a wonderful book. The language just shimmers. I've started Team of Rivals by Doris Kearns Goodwin, which is a great study of Lincoln as a political strategist. I read just about anything by Toni Morrison, E.L. Doctorow, or Philip Roth. And I've got a soft spot for John le Carre.

Q: What inspires you? How do you stay motivated?
A: I'm inspired by the people I meet in my travels--hearing their stories, seeing the hardships they overcome, their fundamental optimism and decency. I'm inspired by the love people have for their children. And I'm inspired by my own children, how full they make my heart. They make me want to work to make the world a little bit better. And they make me want to be a better man.

 

アインシュタイン150の言葉
単行本: 118ページ
出版社: ディスカヴァー・トゥエンティワン (1997/3/31)
言語 日本語
ISBN-10: 4924751588
ISBN-13: 978-4924751583
発売日： 1997/3/31
商品の寸法: 18 x 12 x 1.5 cm

 

出版社/著者からの内容紹介:
アインシュタインの名言集。
「私は天才ではない。ただ人より長く問題とつき合っているだけだ」
「どうして自分を責めるんだ？　他人がちゃんと責めてくれるんだから、いいじゃないか」など、
人生の真実をついた言葉がいっぱい。読む人を元気づける1冊です。

 

 

 

                   好冷的秋天 ..

                   仿佛在这里已经进入了冬天 ..

                   今天穿上了厚厚的外套 ..

                   电车里读着之前买的Einstein的书..

                   渐渐对这位物理学家产生了很多的联想 ..

                   人类的脑部构造真的有很大的差异吗 .?

                   Einstein很有名的一出名言  ..: 如果一个人活着没有好奇心 , 就跟死人一样 ..

                   好奇心的开始 .. 也就意味着无至尽的探索  . 寻找的过程 ..

                   这让我又联想到了 ..

                   生活High-speed城市里的我们..

                   这样的High-speed的速度 .. 是否允许我们拥有infinite的好奇心 ..?

                   看着东京人生活方式 ..

                   有时候真是一种无奈 .. 的感叹 ..

                   不知应该是赞美他们对工作的无私奉献  ..

                   还是惋惜他们不懂的合理安排眨眼间的Life time ..

                  

　　　　　 也许是因为无法抵挡住东京寒冷的风..

                   感冒了 ..

                   在被窝里躺着看着片子哼着鼻涕 ..

                   乘此机会战时的远离了那个喧闹的城市 ..

                   可以静静的喝着感冒茶  .. 思索下Enstein的这位物理学家的人生哲学 .

                   是不是很多成功人士  .. 很多高深的学者 .. 研究者 

                   一定程度是和社会脱轨 ..?

                   如果把社会比喻成变态体  ..

                   那处在里面的个体 .. 是否可以跳出变态体这个框架  ..

                   是的 ..

                   社会是以很多种形式存在的..

                   社会是分很多部分  ..

                   可是占据社会最大的一块是否就是大众群体 .?

                   大众群体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中奋斗着 ..

                   希望可以早日跳出那个一个社会环境 ..

                   残酷的是 ..       

                   当我们回头看看 .. 仔细想想 ..

                   当你第一步踏进这个社会群体时 ..

                   多数也就决定了你再怎么寻找另一头的出路 ..

                   都只是在同一个圈里转 ..

                   当然如果你有勇气放弃所有之前的劳动 ..

                   那时也许 ..

                   会是一个新的开始 ...

 

                                                                                                          Enstein:   手段は完全になったというのに     

　　　　　　　　　　　　　　　　　　　　　　　　　　　　　　　　　肝心の目的がよくわからなくなったというのが                                                         

　　　　　　　　　　　　　　　　　　　　　　　　　　　　　　　　　　　この時代の特徴といえるでしょう